薛村古民居：逆溪之畔话沧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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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安县城西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名叫薛村的小山村。它背依云梦山，南对象山、金斗山，东有龙潭河，西有林泉河。两河并驰南下，遇山受阻汇在一起，折向西南流入涧河，被人称为“逆溪”。远远望去，这里山清水秀，整个地形恰似一个“元”字。

就在这个恬淡、安静的小山村内，至今仍保存着一处布局俨然、古朴文雅的老住宅区，生活在这些老住宅里的村民耕读传家，言谈举止间透出诚朴处世、谦恭信义的味道，让外来者流连忘返。

整个村庄东西长500余米，南北宽约400米，一条环村道路将新旧建筑群明显分开，一座座新式房屋正好把那片古民居围在中间。

老住宅区面积不大，一条东西向的老街坑洼不平，长约百米，四五米宽，将它分为南、北两个部分。街道两旁，一座座深宅大院以石条奠基，规划有致；大门前方，一对对上马石分立左右，雕饰各异，显示着旧时宅主的地位、富有和情趣。

在老街北侧，目前存留的古宅数量最多，而比较完整的有4座。其中，最西头的3座式样一致，风格雷同，皆是四进的深宅大院，应是在同一个时期规划、建设而成。这些宅院坐北向南，进深60余米，每座宽约11米，临街为面阔三间的倒座儿，大门设在每座院子的东南角，都是2米宽、5米高的二层楼，属于典型的“走马门楼”。门楼装饰复杂，砖雕、木雕构件花样繁多，皆有富贵、吉祥的寓意。

我们走进其中一座被当地人称为“大夫第”的院子，迎面即看到一座照壁，照壁中央是一个砖雕的“龙头福”，字体灵动，据说由一位俗名为吴兆熊的华山高僧所书。从院中往里走，我们发现整处宅子就着北高南低的地形逐层推进，又分为3个小院。在中轴线上，依次砌着3个高台，装有6级踏步台阶，再往上是高大轩昂的过厅、二厅和上房。这些正房皆出前檐，装着格子门，上面的雕花大多已被铲毁。每个小院中，正房前面都建有对厦，有的是一层瓦房，有的是二层楼房，高低不同。宅院后部还设有花园，结构紧凑，小巧玲珑，有数棵古树挺立于花园内的杂草丛中。

老街南面，有一座更具规模的院落。据村民讲，多年以前，它的大门上安放有一块巨匾，上刻“参军第”3个大字，相传是薛村吕氏家族最兴旺的时候所建。这座四进大院也坐北朝南，与北面院落不同的，这里宽敞了许多，临街房、过厅、二厅和上房均面阔五间，并且各个小院中的对厦皆出前檐，形成了走廊。整座院子东设小巷，西有花园，档次非常高。

老街东头北侧的一座大院也颇具特色，相传它建于清康熙四十七年（公元1708年）。说起其独到之处，村中老人介绍说，它主要是按照“凤凰展翅”的风水思想设计、建造而成。通俗点儿讲，就是这座宅院的结构后窄前宽，以最后面的正房两端为起点，逐渐向前呈扇形布局。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确实如此，最直观的就是它中轴线上的正房逐层加宽：最后面的上房面阔三间，中间的过厅面阔四间，而到了临街的倒座儿则成了面阔五间，设计可谓匠心独运。

在这座古宅内，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完整的照壁，上面的砖雕图案为“凤凰斗麒麟”，画面栩栩如生。另外，这里还存有两块古匾：一块上刻“君子偕老”，是清朝康熙年间的“钦命提督河南全省学政、刑科给事中邵某”为该村的“州同吕起曾及其妻”而立；另一块上刻“南山北斗”，是乾隆年间众多受业学生为庆祝恩师吕辰垣七十大寿而立。

在薛村古民居的东南部，有一座吕氏宗祠，虽历经数百年风雨，仍屹立于“逆溪”岸边。其中的许多房屋早已坍塌损毁，但大殿、厢房和门厅仍存。尤其是大殿，面阔五间，高大壮观。

——薛村吕氏，原来颇有渊源——

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怎么会有规模如此之大、规格如此之高的古民居群？几日来，我们访问了村中的多位老人，并查阅了他们历尽艰辛才保存下来的《吕氏新安宗志》、《宗祠祭规》等祖传书籍，才基本理出了头绪。原来，建设、居住在这些古居中的人与洛阳明清时期的著名世家——吕维祺世家血脉相连，渊源颇深。

吕维祺，字介孺，号豫石，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，新安县人。万历四十一年（公元1613年），26岁的他考中进士，被授兖州推官，后屡屡升迁。崇祯元年（公元1628年）出任南京兵部尚书，后因“剿寇不力”，归居洛阳，设立“伊洛会”，广招门徒，著书立说。崇祯十四年（公元1641年）正月，李自成率军进攻洛阳，吕维祺劝福王朱常洵散财饷士，以济时荒，福王不听，他就尽出家私设局赈济。洛阳城被攻陷后，吕维祺被俘，农民军中有认识他的，知其品行端正，欲释放他，但他“不辱大节”，在周公庙内引颈受死。死后，他被朝廷加增为太傅，谥号忠节。

吕维祺有一个胞弟，名叫吕维祮，曾任山西乐平知县，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叫吕维褆，均住新安县城。吕维祺死后，他的两个弟弟也受到了株连，相继而死，整个大家庭突然陷入了灭顶之灾。家里的妇孺们由于无法继续在县城生存下去，纷纷逃走避难活命。吕维祺的两个儿子吕兆璜、吕兆琳和家人逃到了横山村，吕维礻吉的妻子游氏带其子吕兆瑜逃到了白墙村娘家，吕维礻是的母亲田氏则领着父母双亡的５岁小孙子吕兆琚逃到了薛村娘家。

田氏带着吕兆琚逃到薛村后，她的娘家人避风声，在象山半腰打了几孔土窑，让两个人暂时隐居起来，并把山麓的几亩好田给田氏耕种。由此，吕家人开始在薛村生活、繁衍起来。

世事变迁，到了清代，由于重视教育，耕读不辍，这个吕氏家族很快便又腾达起来。特别是迁往横山的吕维祺的后人，从清初到乾隆年间，四代人中有14人成为著名的学者、诗人，至少有7人在科举中考中进士，占到了明清两代新安县全部进士中的1／3，堪称稀奇。其中，吕维祺的二儿子吕兆琳在顺治十八年（公元1661年）中进士，为孟津王铎的女婿，历任监察御史、户部仓场侍郎等职。吕兆琳二儿子吕履恒，在康熙三十三年（公元1694年）中进士，官至户部右侍郎；其三子吕谦恒，在康熙四十八年（公元1709年）中进士，是著名的文学家，与方苞过从甚密。随后，吕履恒的儿子吕守曾在雍正二年（公元1724年）中进士，吕谦恒的儿子吕耀曾在康熙四十五年（公元1709年）中进士，历任户部仓场侍郎等职，同时他还是著名诗人，著有《横山诗草》等。其间，横山、白墙、薛村的吕家人相互扶助，使整个家族又兴盛起来。

到了康熙二十五年（公元1686年），居住在薛村穆勒阻⒁丫45岁，在横山、白墙宗亲和田家人的支持下，他根据京城豪华官宅的样式，在村中同时建起了3座深宅大院，就是本文前边介绍的位于街北的连排宅院，分给1个儿子吕健恒、吕益恒、吕世恒居住。22年后，吕健恒又率子孙在村东头建起了那座“凤凰展翅”样式的大宅院。

薛村的吕氏后人在清朝雍正、乾隆年间也人才辈出。其中，吕益恒的儿子吕扬曾、孙子吕公焕两人均为中宪大夫；吕公焕的儿子吕嗣关在乾隆五十四年（公元1789年）中举，官至直隶顺天东路同知；而吕世恒的儿子吕起曾为候选同知，其孙子吕公烈官至参军。

薛村老街南侧规模宏大的“参军第”和村东南现存的薛村吕氏宗祠，就是吕家人在这一时期建设的。此前，他们这个大家族的宗祠建在横山，每年几次祭祖，薛村的吕氏后人必须走很远的山路，来往十分不便。乾隆三十八年（公元1773年），身为参军的吕公烈与横山族人多次交涉，被允许在薛村建祠。随即，吕公烈率领薛村人家，斥巨资，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在村东南建成了一座东西宽12米、南北长60米的薛村吕氏宗祠，并在祠旁建成了一座私塾和一座魁星塔。次年，他又在村中街南边为自家建起了宅院一座，即为“参军第”。


——薛村之人，注重耕读传家——

在村中吕氏宗祠西厢房的一处墙壁上，至今还镶嵌着一块刻制于清朝乾隆五十四年（公元1789年）的“戒石”，石上刻着用来教育薛村所有吕氏后人的《孝睦房训词》和一首《望江南词》。只见上面讲道：“传家两字曰，读与耕；兴家两字曰，俭与勤；安家两字曰，让与忍；妨家两字曰，淫与暴；忘家两字曰，盗与奸。休存猜忌之心，休听离间之语，休做生分之事，休专公共之利……”真的是字字珠玑，劝人良善，发人深思。

自明末迁到薛村，吕氏后人在这里已经居住、生活了400余年。秉承着这样的家训，他们与人为善，自强不息，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。

薛村人口有两大姓，一为田，一为吕。长期以来，田氏常谈吕氏的文穆家声、忠孝世泽，吕氏多讲田氏的孟尝之美、活荆之悌，两姓人家和睦相处，源远流长。时至今日，村中谁家遇到大事，无论田姓还是吕姓，邻人都会有力出力，有钱出钱，相互帮助。

正是这良好的民风及和谐的环境，才使得薛村众多的古建筑虽历经300余年风雨，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。据该村的有关记载，薛村的民居、祠堂等建筑，原来规模更大、更为完整，主要是在民国时期被镇嵩军放火烧毁了许多。在“文革”期间，虽然“破四旧”运动形势很紧，但由于村中极少有人出来使坏，所以，这里受损并不太多。到现在，村中许多吕姓人家中还保存着祖先早年留下的匾额、书画、文集等。

在薛村，我们遇到了一位叫吕百臻的人。他虽已56岁，终日在田地里劳作，但藏书甚丰，勤于研读，还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长期坚持写作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他所著的《薛村文史》一书，所用的纸张都是一张张捡来的！